11月8日，由安邦智库（ANBOUND）主办的2019中国POD城市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
论坛以“POD，人与城市”为主题，邀请了产学研等各界代表们共聚一堂，深入交流研讨当前城市病等突出问题的系统性城市解决方案，共绘城市未来蓝图，聚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以来，中国走过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波澜壮阔的情景为中国发展带来助力。与此同时，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城市病，城市空间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也不断涌现。
正如安邦智库城市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冯艳在论坛中提到的一样，中国的城市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对系统问题，解决方案也必须是系统的。POD理念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强调的是，人在城市开发中的第一优先级地位，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城市解决方案，它囊括了从城市规划、街道、产业、建筑、环境、文化以及消费等诸多方面，理顺、整合原有的专业分支为城市建设服务。
在论坛中，来自美国RAND公司的社会和经济福祉事务副总裁兼董事、高级政策研究员Anita Chandra指出，城市为人而建，因人而兴。Anita Chandra博士从国内外城市设计和规划中，选取了最具典型性的方案内容，为中国城市促进社区和公民福祉整合，提供了诸多新的可能。
来自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规划院的吴学增院长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城市病不断凸显。这些问题，大家最终归结为城市的尺度问题。认为是因为城市的大而导致的。所以城市的尺度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以人们的出行模式为依托，充分考虑人们的自然感受的情况下，聚焦城市的人性化尺度的问题。并且将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对城市的扩张有一些借鉴意义。
美国费城城市问题研究机构Econsult Solutions总裁兼创始人Richard P. Voith在论坛中表示，中国走过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为了跟上城市化一路奔驰的脚步，人们只得将所有精力倾注在基础设施的物质建设上，对于人的关注越来越少。在这种模式下，被迅速“拔高”的中国城市难免患上“骨质疏松”的顽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z导致的通勤时间过长、生产互动减少、生活质量降低。
他相信，随着建筑和其他领域创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未来30年，中国将有一个绝佳的机会重塑出更高效，更高产，更具吸引力的城市。而在此过程中，在可步行性、人口规模、混合用途开发、紧凑型开发、集聚经济以及高效数字化出行等诸多方面均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为中国人民和企业带来利益。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也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从他的视角看来，一座城市的人文感主要来自城市中非功利性活动的内容与品质，而以功能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城市则把人类在城市中非功利性活动的空间压到最低。例如人们在城市中的行走，被狭隘的“城市交通”所定义和局限，造成了城市对市民人文权利的隐性剥夺。而良好的城市设计，可以让城市中形形色色的非功利性公共空间，成为增加城市人文感的能量网络。
作为费城分区法委会的一员，美国费城城市更新项目的关键人物，Voith & Mactavish Architects的合伙创始人Daniela Holt Voith认为，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建筑环境的迅速生长和交通设施的迅速蔓延，令人惊叹。但过快的城市建设速度，为中国发展带来助力的同时，也为城市的未来埋下了隐患。未来是否有可能让城市建设既保量又保质？不如从摆正生活方式和居民健康的优先级入手，从缩短通勤时间、建设适宜步行的环境、倡导多元混合的综合开发开始。
她介绍了此前由她参与的费城城市更新项目的经验，10余年后的今天，得益于当年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工作，费城的城市居民可以品位城市悠久历史，享受迷人环境。除此之外，多元混合开发模式也不断为城市创造着惊喜。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中旭建筑设计公司的副总建筑师常清认为，房地产开发是近30年来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和手段。房地产一路发展至今产品设计已达到了极致，用地规划管理手段也基本固化。对照设计精美的房地产建筑和小区，仅靠用地规划指标控制的城市明显缺乏设计，以人为本在城市一级的空间中得不到真正贯彻落实，城市道路只是服务房地产项目的设施而已。建筑需要设计，城市更需要设计，在这个观念上我们走了大量弯路，是到弥补修复的时候了。
香港铁路公司的物业规划首席顾问姚展认为，香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于中环商业核心区透过公私合作在商厦重建时加建天桥，逐步形成一个多层次天桥隧道系统，方便了人员的流动，搞活了大厦的商场，也减小了人车争路的问题。这为香港累积了宝贵经验，香港对轨道沿线的POD改造也从那个时候便逐渐开始了。
作为成都集火实验室的创始人，刘洋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城市更新工作的践行者，从他的角度来看，中国正面临第二次再城市化浪潮的机遇与挑战，城市不再只是生产要素的集合，同样也是美好生活的关键生产力。
（中国日报四川记者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