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吴梦琳/文 陈宇/视频
人物档案
鲁海子，90后文保工作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口沉银遗址文物保护修复现场负责人。鲁海子2013年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2017年江口沉银遗址正式开启发掘，秉承“文物保护先行”的理念，鲁海子和同事将办公地点搬到了考古发掘现场，摸索出一整套对大规模金银器应急性保护操作流程，参与修复江口沉银遗址出土文物约100件（套），还原文物的原本样貌，并从中发现更多珍贵历史信息。
“昨天发掘出了一百多件银器，需要在今天之内完成这些文物初步的清洗、脱盐、干燥以及封装入库工作。”3月23日，在江口沉银遗址文物保护和修复现场负责人鲁海子带领下，记者来到设于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工作室中，一堆看起来黑黢黢的“铁块”，却是刚发掘出的货真价实的银元宝。
2017年，江口沉银遗址正式开启发掘，数以万计的金银器浮现出世，这一重大发现实证了百年来“张献忠沉银”的民间传说。
作为国内首次内水区域水下考古发掘，江口沉银遗址考古项目创新运用了许多前沿理念和方法技术，包括设置现场应急文物保护工作室，以便将发掘与文物保护同步进行。去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申报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部分出水金银器保护修复”荣获了中国文物学会等单位组织评选的“2021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
对鲁海子这位年轻的90后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从第一次接触金银器的保护修复，到如今担当现场负责人，一整套操作流程已熟稔于心，但“越做越觉得对文物要有敬畏和热爱”。
鲁海子（左）和同事在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现场开展文物保护工作。
摸索出一套“流水线”操作流程
鲁海子看起来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着感，2013年他从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不同于如今文博行业的大火，那时的文物保护和修复还是一个较为小众的冷门行业，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职业的存在。
回忆自己的选择，鲁海子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就入了这一行，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自己“对文物始终有一种兴趣”。
跨入这一行，鲁海子发现实际操作跟学校所学及自己所想的大有不同。跟随前辈们的步伐，经历了几年实践，参与到若干可移动文物修复项目和一些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项目中，才逐渐“找到感觉”。
2017年，江口沉银考古项目启动，这也是鲁海子参与的第一个大型考古发掘项目。秉承文物保护先行的理念，项目于发掘现场设立了文物保护工作室，文保人员进驻考古发掘一线现场工作，文保工作室配备有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仪、内窥镜、烘箱、pH计、木材水分检测仪等设备。鲁海子还记得刚到发掘现场时的震撼：大大小小的金元宝、银元宝、金首饰、银块等密密麻麻，堆积如山，有时候，半天时间里就能清理出两百多件金银器。“现场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非常多，数以万计；二是损毁比较严重，遭受过人为故意破坏，且长期浸泡于水底以及遭受泥沙冲击，基本都存在表面腐蚀现象。”所以，对这批文物的应急性保护迫在眉睫。
鲁海子在工作中。
发现如此大规模金银器，在四川乃至全国都十分少见，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借鉴，加之深埋于水底的特殊保存状况，文保人员面临着许多第一次。鲁海子认为，金银器的化学性质相对稳定，在进行应急保护处理时，从技术性上讲并不特别复杂，难的是如何摸索出一套流程化操作，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数量文物的保护处理。经过不断地磨合和探索，他们渐渐有了心得，并最终形成了一条看不见的“流水线”。
这条“流水线”是如何运作的？ 在采访现场，记者看到文保人员正在处理一批刚出水的官银锭，每枚重达1850克左右。在发掘提取时，他们首先为每一件文物制作独属的身份标签，包括编号、名称、发现地、经纬度、深度、备注等，一些银锭上刻有文字，例如纳税地点、税种、银匠的名字等，也要在身份标签中标明。然后，按照固定操作流程用蒸馏水清洗，去离子水浸泡脱盐。再后，快速烘干封装、入库。
为缩短处理时间，文保人员还制作了专门的架子，下面放小太阳“取暖器”，加速文物干燥。“最初我们采用烘箱来干燥文物，后来文物出水量实在太大，烘箱容积有限，不能满足现场需要，我们才因地制宜，自己折腾出这套接地气的干燥设备。以前我们看一些古装剧，一大箱子的银锭两个人就能抬着走，接触了这批银锭后我才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也许几个人都抬不动。”鲁海子笑道。
在江口沉银遗址出水的众多文物中，除了金银器外，还有当初张献忠部队用来装银锭的木鞘。对它的应急保护处理，则与金银器完全不同。“我们主要采用乙醇浸泡的方式将其进行脱水处理。”鲁海子介绍，经过前期实验，发现采用逐渐增加浓度的方式来处理最为合适：先用60%浓度乙醇溶液浸泡，五六天后替换为70%浓度，依次递增最后至100%浓度。
鲁海子在进行三星堆出土金器的文物保护工作。
要搞清楚文物的“脾气和秉性”
与许多墓葬或窖藏等遗址出土的文物不同，江口沉银遗址埋藏的文物是在战乱中被抛弃入江的，文物的损毁和疮痍，其实也见证着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事件。因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第一次申报修复时，就有专家认为应保持原状，不宜开展修复。但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出土的文物越来越多，专家们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了选取类型重复且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开展修复，尽可能还原文物原貌，以获取更丰富的文物信息。
为此，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特别邀请国家博物馆金银器修复领域专家参与此次文物修复，鲁海子与同事们携珍贵文物远赴北京，跟专家现场学习。“要做文物修复，首先要搞清楚文物的‘脾气和秉性’，金银器虽然化学性质较为稳定，但长时间埋藏于复杂的河道环境中，还是会产生腐蚀现象。”鲁海子告诉记者，与三星堆所发现的金面具、金箔饰等不同，江口沉银遗址发现的金器胎体厚实，矫形工作并不容易，需要反复退火，待其应力减弱后再一点点矫形。他认为，文物修复工作本质上是一项“手艺活”，是精细的工作，需要十分耐心，急不得、躁不得，有一定的“强迫症”最好。
鲁海子曾参与修复的一件金手镯，被人为打压成几乎像是回形针一样的形状。“只能反复多次缓慢退火，然后使用橡皮锤敲打等方式一点点进行矫形。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实际上花了差不多四五天时间，金镯才初步恢复环状。”相较而言，金镯修复时能够预知其原始器型，一些变形更为严重且被折断的器物，完全无法预知究竟是什么，更考验文物修复师的耐心。“对此，我们会提前开展一些必要的模拟试验，也会通过X射线给文物拍片子，探寻文物折叠变形部位的内部结构，进行一些预判。”鲁海子说，曾经有被挤压变形呈团状的银器，在文物修复师手中被一点点展开后，才发现原来是一支錾刻有精美纹饰的发簪。这种“焕然新生”的情况，往往带给修复师十足的惊喜，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护与修复，能让人看到当初金银制作的高超技艺。
鲁海子介绍，如今已修复的江口沉银遗址出土文物约有100件（套），包括金银类的杯碗等容器类，耳环、发簪等首饰类，以及带扣、纽扣等服饰类文物，修复后的部分文物先后在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展出。
鲁海子告诉记者，相较于考古现场发掘来说，文物保护和修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会在考古现场发掘结束后依旧持续非常长的时间，一方面是还原更多文物的原本样貌，另一方面也可不断探索文物的保存方法，延长文物的生命。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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